“1951年3月，北京细雨初歇——’罗瑞卿同志到了吗？’毛主席抬头向门口问。”身边的机要秘书点头。桌上那封落款处署着王从吾、贾潜、聂真等十几位老同志名字的信，墨迹未干却已带着火药味。主席顺手翻到最后一页，眉头紧锁，“尽快抓捕此人！”一句话，房间里的空气骤然凝固。

信里点名的，就是曾经的豫北干部吴蓝田。许多人以为他早已在战火里没了踪影，可熟悉豫北史料的人知道，这家伙像钉子一样顽固地活着，还躲在暗处卖命。主席的批示下达后，公安部连夜成立专案组。很快，一张代号“驴蹄”的通缉令在华东、华北暗线同步发出，一级警戒。

追溯到1930年代，吴蓝田的履历曾闪过一束光。滑县瓦岗，青纱帐，读书人扛枪那会儿，他是地委重点培养对象，能写能说，走起路来一身书卷气。可惜，书生意气与私欲较劲时，输得往往是信仰。他先是嫌糟糠之妻“土”，又和同在机关的陈克勤火速登记；不出半年，酒桌旁又勾着另一名女干部的手。乡亲们背地里骂：“吴书记是滑县的‘风流冠’。”组织多次谈话，他嘴上认错，转身照旧。就这样，感情问题扯开了一个缺口，理想的旗帜被欲望撕开。

1939年春，地委办干部训练班。课堂上，吴蓝田盯上负责后勤的陈某。王从吾把他叫到院子里，开门见山：“你还想不想干革命？”吴蓝田低头装愧疚，心里却盘算下一步。谁也没料到，他很快拉着陈某跑进敌占区，临行前还带走一摞机密文件。有人后来回忆：“当晚总机房的灯熄得格外突然，像是警报。”

叛逃只是序曲。1940年4月，他明火执仗投靠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参谋主任林正直，主动供出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布防，甚至把自己姨夫抬出来做“背书”。很快，“东亚二九部队灭共工作团”挂牌，吴蓝田自封团长，弟弟吴河修当副手，东拼西凑一千多人，专门捕杀八路军和地下党员。豫北老区的老人至今提到他都会咬牙：“那狗东西绑了我侄儿，用刺刀一刀一刀逼他喊‘天皇万岁’。”

日本投降后，他把军装一脱，钻进国民党保安队，又蹭到王三祝帐下。解放战争节节逆转，他嗅到不妙，带家小南逃。南京、苏州，再到上海，一个多月换一次假名字，最终落脚在法租界边的小弄堂，挂起“虞金山”的绣花鞋铺。为了避嫌，他逼母亲和两个弟弟另住，撂下一句狠话：“见面算我输。”

解放上海那会儿，户口大清查。吴蓝田刻意学沪腔，拿出南京伪政府开的“商人证”，还把妾写成妻妹。表面看天衣无缝，可他心里清楚：越是掩饰，越得绷紧弦。一次夜里，小弄堂传来枪声，他吓得彻夜未眠，自言自语：“别是冲我来的吧？”

转折就在镇反运动全面铺开之后。1951年2月，中央号召各地检举潜伏汉奸。王从吾几人正好在北京开会，凑在招待所里商量，干脆写封联名信递给主席：“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”毛主席的红批把公安系统发动得像上紧的发条。滑县公安局派人赴沪，与华东局、市局三方联手。暗访中一个细节很关键：有人发现北四川路一带，有个卖童鞋的小铺老板说话带豫北口音，却偏偏装老上海，见人就躲。

与此同时，吴蓝田的小弟吴信修（此时改叫吴尊周）在部队里已经想通，他主动向组织坦白了哥哥的旧名、藏匿路线，还画出几张大概地图。有了这两条线，专案组把侦查圈缩到七条弄堂。为了保险，他们让信用社配合，做了一场“贷款局”。果不其然，3月中旬，吴蓝田咬牙递上贷款申请，要“进点毛竹做大生意”。他刚跨进柜台，一个眼神示意——咔嚓，两副手铐锁死。侦查员低声说：“吴蓝田，戏到此为止。”

押回滑县途中，他试图说服看押人员给自己留条生路，“我对党还能有用处，哪怕当个马夫。”话音未落，车厢里没人接茬。到看守所后，他写下《我怎么隐藏了八年》，自以为“真诚”能换来宽大处理。可档案里那一页页血债数字，比他的忏悔书厚得多。

1957年5月25日，河南省人民法院公开宣判。法槌落下时，现场鸦雀无声。枪声响起的瞬间，有护送民警说，看见吴蓝田的眼神像一只被戳破的纸糊灯笼——再没光。

写这段往事，我时常想，如果那个十七八岁在师范里喊着“打倒列强”的年轻人，能按住自己的私欲，故事会不会截然不同？可历史从不“如果”。信仰并非口号，偏离了立场，哪怕再机灵，也只是自掘坟墓。